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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举办的校长论坛活动，以及前一阶段广受社会关注的浙大易帅前后出现的大学校长换届高峰，将中国高校校长们再度推上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在诸多的矛盾与问题中，中国校长职业化再次成为焦点。
 
 
文／本刊记者  吴蔚  张景轩
 
    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官员校长，教育家校长还是职业校长?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指出，“校长职业化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大学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中科院院士、留美博士，国务院原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杨卫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有媒体分析认为，近三年来为中国公立大学领导换届的高峰，和杨卫一样，许多新任大学校长都有海外留学和官员背景。业内人士据此指出，“在公立大学中，几乎没有从本校教师中选任校长的先例，也尚未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学校长不是作为一名教授、教育家，为了实现崇高的教育理想而兴办高等教育，而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贯彻既定的教育目标而管理一所大学。“有关人士强烈呼吁”遴选出一批有学识、有追求、富有建树，众望所归的杰出人物，聘请或任命他们担任大学校长，真正实现大学以主体资格自主办学，校长以教育家身份民主治校的理想。”
    今天，我国普通高校发展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它们既要面对国际的竞争，又要在国内相互竞争。作为参与高等教育竞争主体的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要提高高校的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综合竞争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和校长群体的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他们的管理水平与市场运营能力已逐渐上升为学校发展活力和竞争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如同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群体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力水平一样，一个国家的高校校长群体素质的高低也决定着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高低。
    在中国教育界，校长职业化即由职务校长转变为职业校长。国外早在百余年前就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纵观世界各所著名大学，校长的起点都相当高，他们多数是非常职业化的。一些大学校长，他的背景可能是一个银行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某个专业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认为，大学校长有其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在他12年的任职期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土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学工作》，收集的是他的演说、讲话和文章。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指出，“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虽然大学校长一般都是由专家、院士转型而来，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他们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基本是空白，常常习惯性地以一种学术的思维、实验室的思维来管理学校。”他强调，“校长职业化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大学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如果说公立大学的校长常常因官员背景而会被时势和环境所左右，那么民办高校的校长们呢?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比之传统公办高校，它们更贴近市场，更加注重市场化运营。因此可以想见，它们对职业校长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同时，由于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其社会认可度、综合实力等与普通高校还有一定的距离，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营管理者是否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先进的办学理念、正确的市场定位和经营管理，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将决定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三大瓶颈制约中国校长职业化：中国校长们必须以官员的身份面对和处理许多鸡毛蒜皮的琐事；校长应该成为职业管理者，还是学术大师；如何筹集到更多的办学资金，甚至是比处理琐事和解决管理与学术的矛盾更为令人心慌的挑战。
    上世纪80年代，朱清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M，T(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MIT的校庆。让他惊奇的是，主席台上只有两个座位，坐着M，T校长和剑桥镇镇长，而所有的教育部及政府高官均坐在台下。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后，他也曾主持过一次校庆。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是，主席台上排满了座位，大约有了排座位共100多人。参加庆典的有两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另有安徽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以及中科大的原领导，中科大的“院士校友”、中科大的现任领导等。每位领导人有特定的座位，次序不可更改。朱清时说，同样是校庆，中西方看待的角度完全不同。西方人认为，校庆是本学校的事情，至于其他政府领导人则无关紧要。而中国人认为，来的“官”越大、越多，则代表这一学校的影响力越大。
    中国的公立大学校长首先是官员，其次是教育家，再次才是职业管理者。中国校长们必须以官员的身份面对和处理许多鸡毛蒜皮的琐事。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大校长许智宏表示，“我说自己像大学校长在幼儿园，什么事情都要管，很难集中精力。”而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更是直接指出，“外国校长应该做的，中国校长要做，外国校长不该做的，中国校长也还是要做。”
    山西财经大学管理学教授卫虎林指出，大学校长职业化有两个前提：第一，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第二，取消目前大学的行政级别，改变目前大学主要领导的任命方式。
    职业管理者与官员的身份矛盾如此，那么与教育家身份的矛盾呢>校长应该成为职业管理者，还是学术大师?
    “在英国，选择大学校长，倾向于管理经验第一。”伦敦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英国前5名的大学校长中，有3位不是来自高等教育领域。”他说：“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学校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而开设和制定金融管理课程，并提供建议和指导，只是职责中很小的部分。”
    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说，“美国大学校长上任前就己基本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而做了校长，就必须放弃学术研究”。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教授指出，“为了使校长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学教育法禁止校长在任期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
    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说：“我们不会选择一个纯粹的CEO来管理大学，但校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这种说法倾向于将大学校长作为一个职业管理者。但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教授认为，要中国的很多校长完全放弃学术，目前还行不通。中国的校长任期一般是4年，4年期满后可能不再继任，还是要回到教学和研究岗位。“如果在任期内放弃自己的学术，再拾起来会很困难。”
    在中国，如何筹集到更多的办学资金，对大多数校长来说，则是比处理琐事和解决管理与学术的矛盾更为令人心慌的挑战。
    2003年从耶鲁大学到剑桥大学做校长的艾莉森·理查德就以筹款能力强而知名。在美国高校中，哈佛大学资金最富足，耶鲁大学本来远远落后，而近年来排名却日趋逼近，而且基金保值、增值状况非常好，这都归功于理查德。
    中国不少校长也认为，校长首先要解决的是多方筹集办学经费的问题，这在中外都一样。但在周祖德校长看来，“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有限，我们能得到的资金是很少的”。在国外，大企业家和校友的捐赠是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人们普遍把支持教育看作是很大的荣誉，政府也会对捐赠教育的企业减免税收。但中国的高校通过捐赠吸纳大量办学资金的渠道，却被堵塞。“因此，我们要拼了命去找钱。”
    中国校长职业化之路：校长职业化，最根本的是要求校长确立专业领导。专业管理的思想，把学校管理作为校长的本职专业。校长职业化，其实质和核心就是校长的专业化，就是校长的素质和能力的专业化。
    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教授曾经撰文指出，校长职业化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必然抉择；职业化的核心是素质和能力的专业化；走向职业化，关键是校长职业角色的认同和职业形象的塑造。而最根本的是要求校长确立专业领导．专业管理的思想，把学校管理作为校长的本职专业。校长职业化，其实质和核心就是校长的专业化，就是校长的素质和能力的专业化。推进校长职业化，就是要努力提高校长素质和能力的专业水平，促进校长专业化。
     当前，我国普通高校校长离职业校长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校长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视，似乎只要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当校长，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管理专业训练、缺乏教育背景、专业知识、教育工作经历的人，也能进入校长队伍。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合理的选拔标准和科学的考核标准成为大学校长群体面临的问题。
    美国管理学家西蒙说，管理的本质是决策。对此，王铁军认为，校长管理学校，首先要决策学校的发展，要根据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从学校实际出发，提出校本化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描绘学校发展的蓝图和愿景，形成学校自己的“生长圈”。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崴教授在其“从行政职务到管理职业”一文中，将我国校长从行政职务向专门职业的全面转化之路，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增强职业认同、确定职业资格，建立职业标准、加强职业培训、推行校长职级制，并强调，要通过立法、政策、行政、宣传、教育等方式，促使校长从行政职务转变为管理职业，促进校长的专业发展。可以说，在我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校长职业化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工程。
 
《教育与职业》2006/28

 
 
指导单位：教育部全国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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